誰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我就選擇誰——談周恩來的忠誠
發布時間：2021-06-24
忠于組織。他衷心擁護黨的領袖，自覺維護黨的團結，嚴格遵守黨的紀律；無論遇到什么艱難險阻，無論受到多大委屈，都與黨不離不棄。
中國共產黨能奪得天下，靠的是黨組織的力量，而不是每個黨員的“獨立”“個性”。周恩來認為，為人民謀幸福，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只有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才能成功。他從入黨的那一天起，就決定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黨。他衷心擁護黨的領袖，自覺維護黨的團結，嚴格遵守黨的紀律；無論遇到什么艱難險阻，無論受到多大委屈，都與黨不離不棄，為黨的發展壯大奮斗了終身。
衷心擁護黨的領袖。在一個組織的領導層中，作為副手處理好與第一把手的關系，做到政通人和，步調一致，對于自己獲得良好的工作環境、建樹功績，榮辱升遷和組織的建設，事業的成敗都有重要的影響。周恩來在處理好個人與黨的領袖關系上達到了很高超的藝術水平。
立黨為公，心甘情愿當配角。周恩來認為，工作中有領導者和被領導者，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被領導者就要主動服從領導者，做好工作。在中共歷史上的首批黨員中，周恩來是進入黨的核心領導層較早，任職時間最長的一個，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達47年之久。但他立黨為公，沒有個人的政治野心，一切從黨的事業出發，從來不謀求最高領導的地位，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而是把自己擺在輔佐黨的核心領導人的位置上，主動當配角，忠心耿耿、踏踏實實地完成黨賦予自己的任務。周恩來把自己比作漢朝的名相蕭何、張良、諸葛亮。1940年5月，周恩來在從延安去重慶的路上，經寶雞、鳳縣到苗臺子鎮時，他專門帶隨行人員參觀張良廟。周恩來給隨行人員詳細講了張良、蕭何輔助劉邦興漢的歷史，而后說：“張良、蕭何都是有很大的本領，沒有他們興不了漢。他們知道這一點，劉邦也知道這一點。同時他們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過人的長處，也知道自己的短處。張良和蕭何都不是帥才，張良給劉邦說太公兵法，劉邦一聽就明，常用其策。張良給別人講就不靈，所以張良說‘沛公殆天授’！跟著劉邦不走了。他就懂得，跟別人發揮不了他的才能智慧，只有跟著劉邦才能得到發揮，相輔相成，成就一番大事業。從古推至今，中國的歷史，總是少不了張良、蕭何這樣的英雄人物。今后也需要這樣的人。”在路經成都時，他們在春熙路成都旅館住了三天。成都名勝古跡很多，周恩來只帶大家去看了諸葛亮的武侯祠。他從“隆中對”講到“出師表”，說諸葛亮有思想，出山前就料定三分天下，并制訂了興復漢室，統一全國的計劃，最可貴的是，他為此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我們共產黨人現在要比他做得好，我們在全國執政后要做得更比他好。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多次坦率地講：“我不是帥才。”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會議上，毛澤東望著周恩來：“恩來同志，你來怎么樣?”周恩來擺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帥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帥……”董必武點頭，慢條斯理地說：“總理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很好的大管家。”從1927年周恩來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后，他與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王明、博古搭過班子。遵義會議前，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和名望明顯高于毛澤東。周恩來到了中央根據地后，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而毛澤東卻受排擠。但是，在同蔣介石長期斗爭的過程中，特別是在保衛根據地和反“圍剿”戰役中，周恩來開始認識到，毛澤東富有創造性的戰略——把農民組織起來，以農村包圍城市——是挽救中國革命的唯一辦法。遵義會議上，他主動檢討自己，批判極左路線，支持毛澤東。之后，周恩來與毛澤東共事長達40多年，輔助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驚天偉業。
志同道合，維護領袖的權威。在重慶談判期間，曾有記者問周恩來：“周先生，過去你曾在陳獨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領導下工作，現在又在毛先生領導下工作，你怎么解釋你的這種變化？”周恩來回答：誰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選擇誰。我擁護毛主席是因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周恩來甘當配角，忠于領袖不是為了什么個人利益，也不是愚忠，而根本在于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在于以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基礎。他對毛澤東的領導能力和領袖地位是心悅誠服。
中共在革命時期是以武裝斗爭為中心，軍事才能是決定誰成為領袖的最為關鍵的因素。在中共領導層，是周恩來最早就把毛澤東當作一個軍事天才來看待，最早支持毛澤東的思想路線。1929年朱毛領導的紅四軍領導內部在建軍思想和原則上曾經有過分歧，毛澤東被迫離開過紅四軍領導崗位。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和軍事部長，實際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專門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討論了紅四軍情況。陳毅按照周恩來多次談話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毛澤東的思想路線。紅四軍前委根據中央的指示，召開了“古田會議”，確立了正確的建軍路線，選舉了毛澤東為書記的新前委，成為中國人民軍隊建軍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1932年10月寧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受到排擠，周恩來卻盡力爭取毛澤東留在前方指揮作戰。他在給中央局的電文中說：“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
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特別是經過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的正反經驗教訓，使周恩來深刻認識到，這場革命注定需要一位深諳中國各階級各階層的狀況和習性，以及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和運行規律，而且具有杰出軍事才能和超凡魅力的人來領導才能成功。只有毛澤東能使紅軍重整旗鼓，也只有他能扭轉局勢。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用他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澤東在這場激烈爭論中對“左”傾軍事路線的系統批評，并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今后紅軍的軍事行動。盡管中央常委在會后進行分工時，決定“以毛澤東同志為周恩來同志的軍事上的幫助者”，但周恩來從中國革命的最高利益出發，他對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絕對信賴，對毛澤東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自覺退居助手地位，讓毛澤東全權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正是周恩來這種以大局為重、寬大博廣的政治胸懷，才確保了遵義會議后逐步形成毛澤東對全軍，乃至全黨的實際領導地位。
延安時期，周恩來又充分認識到毛澤東在政治上縱橫捭闔的能力。1943年8月，他在回到延安的演說中說：“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從此，周恩來終身堅定不移地擁護毛澤東，維護毛澤東的領袖權威，貫徹執行毛澤東的路線。
在助手的位置上，周恩來功高不自居，手握大權不越位，總是自我裁抑，竭力維護毛澤東的權威。遵義會議以后，周恩來為了讓毛澤東集中精力思考戰略性的和理論上的重大問題，常常有意識地使自己主要扮演執行者、管理者的角色。新中國成立后更是如此。周恩來多次對經濟部門的負責同志說，毛主席聽匯報看文件只記幾個大數就夠了，我是辦具體事的，要記一些具體數字。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多年的同志問他，為什么不做些理論工作。周恩來嚴肅地說，你怎么也講這個話？我們這么大的一個國家，有那么多具體的事，總要有人去管的。我多管些這類事，就可以讓毛主席有更多的時間去考慮一些更大的問題。1959年9月16日，周恩來設宴招待來京參加國慶10周年獻禮演出的江西省話劇團和江西省歌舞團的全體成員，出席宴會的有鄧穎超、賀龍、陳毅等，同周恩來在一桌的有劉云和歌舞演員石堅等。吃飯時，石堅請周恩來看《八一風暴》。周恩來說：“寫我的我不看，要歌頌毛主席，不能歌頌我。”劉云補充說：“總理在戲中不出場，請總理看戲，提提意見。”周恩來有幾分嚴肅地說：“要歌頌毛主席，不能歌頌我。” 1964 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15周年，中央組織排演的大型歌舞《東方紅》，周恩來親自擔任了組織領導工作。這部全景式表現當代中國革命歷史的藝術作品卻沒有表現南昌起義。事實上，創編小組最初思路，也要寫南昌起義，卻被周恩來堅決否定了。周恩來指出，這部革命史詩一定要突出表現毛澤東對當代革命的正確領導和卓越貢獻。有一次，陳毅對周恩來說:“你這個總導演太霸道了，其他領導同志的事跡都表現了，唯獨你自己的事，一點也沒有。提意見，你還不聽。”最后，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周恩來才勉強同意了在朗誦詞中加上絕無僅有的一句——“南昌起義的槍聲，響起了第一聲春雷”。
在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中，在周恩來和毛澤東數不清的單獨會面中，凡是周恩來提出、被毛澤東采納的正確意見，周恩來公開傳達時總說是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到災區視察、慰問，總要講“毛主席讓我來看望大家，慰問大家”。1962年6月，周恩來視察吉林延邊，群眾歡呼起來，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脫口說：“各族人民群眾是多么熱愛總理啊！”周恩來立即糾正道：“這是毛主席的威望，黨的威望。”在與外賓談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時，周恩來總是強調毛澤東的領導作用。在歷次公開的重大活動中，周恩來總是突出毛澤東的形象，把聚光燈的焦點對準毛澤東。當兩人同時露面時，周恩來總是退居不顯眼的位置，讓毛澤東掛帥唱主角。1969年中共召開九大時，他特意要求攝影人員把鏡頭集中在毛澤東和群眾身上，至于自己有一兩個鏡頭就夠了。他還告誡攝影人員做到“又紅又專”，爭取用最快的速度照出毛澤東的最佳形象，如果毛澤東太長時間暴露在燈光下，會有損健康的。在周恩來面前，任何損害毛澤東領袖地位的圖謀都是絕對不能容忍的。1964年11月，周恩來率團出訪莫斯科時，蘇聯元帥馬利諾夫斯基粗野地說：“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會把毛澤東搞掉的，只是時間未到。”周恩來就此事向蘇方提出抗議，指出這是蘇方在挑釁，同時馬上報告了毛澤東。
忠實盡責，同心協力干事業。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說：“中國革命沒有毛，就決不會燃起火來。而沒有周，它就會燒光。”這句話道出了毛、周之間差異互補、相輔相成的關系，也說明了周恩來的作用。郭沫若曾經說，毛、周兩人是“同心、協力、共命”的關系。毛、周兩人的“協力”是和而不同的協力，是差異互補的協力。儒學大師馬一浮曾在中南海懷仁堂揮筆寫下兩副詩聯，分別贈給毛澤東和周恩來。贈毛澤東的詩聯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為一家。”贈周恩來的詩聯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體國經野輔世長民。” 透過這詩聯，人們看到的毛澤東是提出理論、原則，繪制新中國發展藍圖的人。周恩來是將原則具體化、目標步驟化，使設計藍圖進入可行性操作之中的人。馬一浮以其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功底，用兩副詩聯表達了對毛、周之間協力合作關系的深刻認識。
毛澤東早已看到這一關系，對周恩來充分信任。他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中說，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員配備，現在尚不能確定，還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來是一定要參加的，其性質是內閣總理。后來，毛澤東向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介紹說：“周恩來很有才干，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他比我強，很善于處理各方面的關系，靈活地解決問題。”
周恩來尊重毛澤東，服從毛澤東，堅定不移、不折不扣地執行毛澤東的路線、方針、政策。但不是盲目服從，機械執行，而是在配角位置上忠實履行職責，創造性地工作。周恩來扮演著兩個角色，一是在政策決定之前當顧問，二是在政策決定之后當執行者。作為中共的核心領導成員，前后半個世紀，周恩來參與過中共中央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幾乎所有重大決策，他思想深邃，善于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對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貢獻。他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統戰、科技、教育和文藝等方面提出的許多建設性觀點，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策起了重要作用。他還是實施這些決策的重要組織者和指揮者。毛澤東扮演的是總戰略家、理論家、總決策者的角色，周恩來扮演的是總管家、實干家、總執行者的角色。毛澤東在許多事情上都是管方針、路線，管決策，至于怎樣去具體落實，全交給周恩來。
建國前，中共對外所有的重大談判、交往活動都是由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集體討論決定，然后主要交由周恩來等具體執行的。即使是1945年國共兩黨的重慶談判，雖然談判的方針、決策在毛澤東主持下于延安早已確定，但具體談判事宜仍由周恩來主持與對方進行。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主管外交工作，對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拓展中國的外交空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的“求同存異”、“以民促官”等外交思想不僅極大地拓展了中國的外交空間，而且在理論上也是對外交學的重要貢獻。在轉戰陜北及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世界上最小最簡陋的指揮所里運籌決策，指揮著全國解放戰爭。毛澤東主戰略思考，周恩來主組織實施，二人配合得天衣無縫。凡是毛澤東下定決心作出戰略決策之后，如何組織部署、如何貫徹執行都由周恩來具體來抓；無論是前方還是后方，無論是后勤供應還是部隊調動，都離不開周恩來的具體組織指揮。
建國后為搞好國家水利建設，毛澤東以雄偉的氣魄提出了一個又一個治理、開發、保護江河的戰略目標：“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高峽出平湖”、“一定要根治海河”、“南水北調”、“保證遇旱有水，遇澇排水”、“興修水利、保持水土”等。周恩來總是積極穩妥、周到細致地組織、實施這些戰略目標，善于將務虛與務實、理想與現實、目標與步驟、遠景與近期、戰略與戰術結合起來，并鞠躬盡瘁地進入實際操作之中。他多次到黃河長江實地調查研究，制定具體的治水措施并抓好落實。
1956年，4月毛澤東提出《論十大關系》，對新中國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周恩來對毛澤東十大關系思想的形成、闡釋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毛澤東十大關系思想形成過程中，周恩來參與了最高決策層幾個月的調查研究和討論會，周恩來對幾個關系問題提出了重要看法。《論十大關系》發表后，周恩來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會議上對毛澤東的講話進行了傳達、闡釋和發揮，在工作中創造性地貫徹落實。他提出的“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科技發展的關系，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和正確處理速度與效益的關系，反對急躁冒進，保護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等觀點，就是“十大關系”的重要的補充和發展。
在1972年中美握手的重大外交事件中，總決策者是毛澤東，具體做好這件事的是周恩來。尼克松回憶說：“談到具體的國際問題，毛在1972年會晤時一開頭就說，‘那些不是應該在我這里討論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同周總理討論。我討論哲學問題’。我們會談中觸及了最高領導議程上的一系列問題，但是都是從哲學角度談的。最有趣的是，在我此后同周的所有會晤中，他常常提到毛所談的話就是他在談判中所持立場的指南。”
領袖也不是完人，錯誤和缺點再所難免。周恩來對領導負責，善補漏洞，首先服從領袖，然后以善取勝。積極向上反映自己的意見，并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影響，說服領導認識并糾正錯誤；在領導沒有采納自己的意見前，按原則執行決議，執行中積極采取措施，把可能的損失減到最低程度。1956年，針對經濟工作中的冒進傾向，周恩來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采取降溫和減壓的方針，他向毛澤東主席匯報時，毛澤東提出要追加20個億預算，他堅決不同意，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公開地批評反冒進，周恩來在大會上做檢討。他寫檢討，內心充滿矛盾，寫不下去。據當時在總理身邊工作的同志回憶，他寫檢討，寫著寫著就寫不下去了，內心一定很復雜。他在檢討里，第一句話就是：主席是從戰略上看問題的，而我往往從戰術上看問題。后來，“大躍進”運動的負面影響，照成了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周恩來在國務院審議國家計委報告時，確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在毛澤東支持下，他采取一系列正確政策和果斷措施，對國民經濟進行大調整。1962年底，全面調整工作初見成效，國民經濟在連續兩年大幅度下降后開始上升，到1964年全面好轉，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毛澤東在實踐中認識到周恩來領導經濟建設的卓越才干。他在《十年總結》一文中寫道：“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關心體貼，建立純潔同志友誼。志同道合是領導班子成員之間精誠合作的思想基礎，真誠的感情溝通是領導班子成員之間協同互補的精神支柱，而感情的建立離不開相互間關心體貼、支持幫助。領導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們也需要關心，也有人情。所以領導班子之間如果互相關心，以情感動，無疑對融洽彼此之間的關系有很大益處。當然這種關心是同志間的友誼而不是和吹牛拍馬的酒肉朋友。周恩來是一個情商很高，善于為人處事的人。他對毛澤東從各種細節上體察入微，關心愛護，毛澤東對周恩來也是關懷備至，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使他們建立了純潔堅強的同志友誼。
周恩來一生卻是為毛澤東操盡了心。據警衛人員回憶，1945年周恩來陪毛澤東到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談判，周恩來親自負責毛澤東安全保衛。他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布置任務:毛澤東的警衛由陳龍和龍飛虎負責。跟隨毛澤東外出活動，不得稍離片刻。顏泰龍跟周恩來行動。周恩來不離毛澤東左右，出則同車，停則同坐同息，吃則同食。每次出動，周恩來緊挨毛澤東，左右身后高度警戒著三條龍：陳龍、龍飛虎、顏泰龍。毛澤東踏上重慶的土地那一刻，周恩來對保衛人員講的第一句話是：“主席到了，再不要管我，你們都要全力以赴去保衛毛主席。”毛澤東到重慶，去過多少地方走過多少路？周恩來就是這樣一里一里，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布置安全保衛。明確每個人責任，把毛主席的安全點滴不漏地安排嚴密扎實。那段時間，周恩來實在是充當了毛澤東的第一大警衛，衣食住行，樣樣親自抓，親自安排檢查。當毛澤東獨自看文件或休息時，他親自在走廊里警衛巡察；怕打擾毛澤東，脫掉鞋襪，就那么光著腳丫在走廊里輕輕地，緩緩地走。毛澤東要走的路，他先蹚一遍；毛澤東要過浮橋，他先踩一遍；毛澤東要住的房子，他先里外查一遍；毛澤東睡的床，他先躺一躺，還要看看床褥下有無危險潛藏。飲食也是件大事。毛澤東從延安帶來一個小鬼，負責做飯。工作人員就在住的房子后面搭起個小棚子，讓這個小鬼在那棚子里做飯。食品和蔬菜不專門上街買，就用我們大食堂做飯的米面蔬菜。周恩來說：“飯菜不在好壞而在安全。沒有毒就行。”參加宴會更容易出事，周恩來反復強調的就一條：不許給毛澤東吃獨食，搞特殊。大家吃什么，就跟著吃什么；至于酒，不論敬來多少，周恩來統統代替喝完。警衛人員和工作人員，目睹周恩來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倒酒，好幾個人都哭了。那是真正拿命來保衛毛主席啊！就是怕酒里有毒。工作人員說：“恩來關心主席都關心到家了，我們誰也比不了”。轉戰陜北期間，周恩來堅持和毛澤東住一個院子，以便隨時發現和解決問題。他早晨有清嗓的習慣，出門嗓子癢，捂著嘴跑回屋子才咳出聲，怕在院子里咳驚動毛澤東。建國后，毛澤東在頤年堂開會，他要先去檢查，像戰爭年代一樣不放松警惕。甚至毛澤東的車門沒關嚴，記者照相的閃光燈刺了毛澤東的眼，毛澤東乘車駛過的地方有個人影他也要去追查，真可說關心愛護得入絲入毫，點滴不肯漏過。新中國建立后，從開國大典到文革期間，毛澤東到天安門參加活動，周恩來一定要提前到場，親自檢查各種準備工作。從桌椅的擺放，排列座位到飲食衛生、安全保衛都要細細檢查一遍。然后，按照毛澤東入場路線走一趟，邊走邊留心觀察有什么不妥之處。他對毛澤東的脾性、習慣太熟悉了。記得有次毛澤東接見客人，周恩來事先到場“演習”，走一趟，發現地毯邊有根電線，他就指著說：“主席會從這里走，這根線弄到地毯下面去，不要絆了主席。”后來毛澤東到場接見客人，走的路線果然同周恩來“演習”走過的完全一致。
1973年春，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動達到了高潮。而此時，毛澤東患白內障多年的眼睛，視力急劇下降。越來越討厭耀眼的攝影燈在他書房里閃來閃去。周恩來非常著急，他除了及時了解病情和指導眼科專家的會診外，還告訴攝影記者拍攝毛澤東和外賓會見的照片時間，必須嚴格限制在3分鐘以內，多1分也不行，時間一到立即關燈。另外，周恩來還將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鏡送給了毛澤東。他在寫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一封信里說：
“這副眼鏡是我戴了多年，較為合適的一副。送給主席試戴。如果不合適，告訴我，給主席重配。”
1975年8月，醫生決定為毛澤東做白內障摘除手術。這種手術屬于一般性的小手術，但周恩來仍然不放心。盡管他自己的病情已經十分嚴重了，但卻堅持要到手術現場。為了不干擾毛澤東的手術，周恩來和其他幾位領導人提出不到手術室，不與毛澤東打招呼，幾個人坐在手術室外的大廳里，一直等毛澤東手術做完之后才放心地離去。毛澤東的手術像周恩來預期的那樣，非常成功，他的一只眼睛復明了。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感情是非常真摯而深厚的，即使在彌留之際，還惦念著毛澤東的病情。據秘書和醫護人員回憶：周恩來臥床不起后，特別是他病危后從昏迷中醒來時，曾多次撫摸毛澤東像章和詩詞，曾多次詢問毛澤東現在住哪里？身體怎么樣？有一天，他醒過來，用微弱的勉強能聽到的聲音訥訥地問醫生：
“主席，主席身體怎么樣？”
“沒有大的變化。”醫生小聲報告。
“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周恩來說完后，又昏迷過去了。
毛澤東對周恩來也是體貼入微。1965年，醫生發現周恩來患心臟病時，毛澤東即關心地請他“工作量減少一點，少看一點兒文件”。周恩來患癌癥后，毛澤東又多次勸他“安心養病”，“節勞，不可大意”，并提出請鄧小平出山，主持日常工作，以減輕周恩來的負擔。1972年，周恩來已經出現便血的病象。5月18日，周恩來經京、津、滬三地的著名專家確診為膀胱癌后，立即報告毛澤東。當毛澤東展開醫生的報告單，一字一句地看完時，他的心情是那樣的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時很少出現過的異樣嚴肅的緊皺著眉頭的臉上。毛澤東親自指示由葉劍英、鄧穎超、汪東興和張春橋領導醫療組的工作。1974年2月，四屆人大開過后，周恩來由于過度勞累，病情繼續惡化，每天便血不止。毛澤東得知后，非常傷感。他躺在床上忍受著近乎失明的痛苦，費力地一字一句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去打個電話問問總理現在的情況怎么樣了。”
3月20日，周恩來用顫抖的手親筆致信毛澤東：
“主席：最近4年來，我的大便中偶有潛血出現，但因消化系統好，未進行腸胃檢查。這兩年又因膀胱癌出現，尿中有血，易于計量和檢查，故醫療力量集中于治療膀胱癌。現膀胱癌經過兩次開刀，3次電燒，已能稍稍控制……今年開會后(注：指四屆人大)，大便中潛血每天都有……進行食鋇和灌鋇檢查，始發現大腸內接近肝部位有一腫瘤，類似核桃大，食物經此癌腫處蠕動甚慢，通過亦窄……而這一大腸內的腫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窩會議后得的肝膿瘍病的地方。……”
那是1935年7月28日，周恩來隨紅一方面軍主力長征到達松潘毛兒蓋。就要進入草地了，這將是最艱難的一段路程。
這時，周恩來病倒了。他高燒不退，幾天來一直處于昏迷中。當時毛澤東決定讓鄧穎超從休養連調到總部幫助照顧周恩來，并指示醫生全力搶救治療。
經醫生檢查，并結合臨床表現，確診為“阿米巴痢疾”。根據醫書記載，這種病死亡率極高，只有個別患者在化膿部位與腸接觸的地方穿孔，膿液經腸子排出體外而得以生存。
當時，根本沒有做穿刺和開刀手術的條件，于是，醫生們決定除了讓周恩來服用易米丁藥之外，還采用了古老的“冰敷”療法，以挽救周恩來的生命。
周恩來給毛澤東的這封信，又重提此事，說明病因，讀起來使人心如刀割。
信的末尾還寫道：
“我因主席對我病狀關懷備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變報告主席，心實不安，故將病情經過及歷史病因說清楚，務請主席放心。在去年兩次開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聞生)兩同志轉報主席……但如需再次開刀，我還受得了。現在要好好地作此準備。”
幾天后，毛澤東批準了對周恩來的治療方案。自從周恩來患病，毛澤東一直關心和惦記著周恩來的身體狀況。每次審閱有關周恩來的病情報告時，他總是特別認真。這期間，毛澤東一度因白內障不能看東西，當工作人員給他讀周恩來的病情報告時，他聽得格外認真、細致，居然能記住周恩來每天失血的數字以及施行第幾次手術等。
毛澤東住處的沙發，原來的又大又笨，坐墊比較硬。對于長時間坐著不動的老年病人來說，很不合適。因使用這種沙發，毛澤東背上長起了褥瘡。工作人員給他另設計一種，坐墊是用海綿做的，下面鉆了很多蜂窩形的小孔。毛澤東坐在新沙發上搖了搖，說：“這種沙發好多了。原來的那種沙發又高又大，像我這樣高的人坐上勉強可以，腳能著地，像總理坐上去就不舒服。他的腳就得懸著。”他囑咐工作人員：“總理現在生病，給總理送一個去。”
這期間，毛澤東的身體狀況也令人擔心。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在她的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
“他講話困難，僅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聲音字句。由于長時間在他身邊工作，我還能聽懂主席的話。每當主席同其他領導同志談話時，我就得在場，學說一遍。但到了他講話、發音極不清楚時，我只能從他的口形和表情來揣摸，獲得他點頭認可。當主席的語言障礙到了最嚴重的地步時，他老人家只好用筆寫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來，主席的行動已經很困難，兩條腿不能走路。如果沒有人攙扶，連一步都走不動了。”
1976年1月8日。毛澤東幾乎一夜未合眼，此時他正臥床，側身看著文件。負責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張耀祠急匆匆地趕到游泳池毛澤東臥室，將周恩來逝世的噩耗報告了毛澤東。
中央考慮到毛澤東病重，便沒有安排他參加有關周恩來逝世的一切活動。
據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審閱這個報告時，我一直守候在側，不知道為什么在我這個普通人的心中，一直存有一線希望，或許會有四年前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那樣的突然決定，或許也能去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一句憋在我心里許多時的話，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像孩子般冒昧地問主席：“去參加總理的追悼會嗎？”一直處于悲傷中的主席，這時，一只手舉著還沒有來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翹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對我說：“我走不動了。”
毛澤東這時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讓人們看見他舉步維艱，離不開輪椅，不能講話那種晚年的病態和痛苦的心境。
周恩來逝世后，毛澤東的情緒非常不好，煩躁不愿講話。只是借助剛剛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閱讀。這時，他雖然能自己看書、看文件，但由于他的身體過于虛弱，兩只手顫抖，已經沒有舉起文件的力量了。為了滿足毛澤東那艱難的閱讀需要，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要幫他舉著書或文件。看得出來，此時他似乎只能從書本和文件中擺脫一切痛苦。
有一天，毛遠新告訴毛澤東，上海的一些頗有影響的人物貼出了令人不安的大字報。大字報上說，鄧小平在悼詞中把周恩來贊頌得過分了，“結論應該推翻”。
毛澤東給明確的答復：攻擊周恩來，人民一定不會答應。在周恩來追悼會上所作的悼詞，其結論是不能改變的。要推翻這個結論，人民是不會贊成的。
毛澤東對與他共事近半個世紀的周恩來是深信不疑的。他了解周恩來，信任周恩來，也知道人民愛戴周恩來，所以他不容許任何人詆毀周恩來。
